弗洛姆：自我牺牲是不是极端无私的一种表现？

文章来源：公众号《哲思学意》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年3月23日 - 1980年3月18日），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後的精神处境。在德国时弗洛姆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移居美国后始终保持和该学派的关联。弗洛姆对于现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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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 公子重牙

　　摘自：《自私与自爱》

　　假如我们都同意：自爱与爱人在原则上是相似的，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与对他人的真切关心明显相矛盾的那种自私呢？自私的人只对自己感兴趣、想要把一切占为己有，给予的时候一点也不快乐，总是对获取忧心忡忡；自私者对外在世界的设想只着眼于自己能得到什么；他对于他人的需要缺乏兴趣，他不尊重他人的尊严和完整性。他只看到自己，从对自己是否有利的角度判断一切人和物，根本上不具有爱的能力。这种自私可以体现或伪装于各种无私的姿态中，但是从动态角度看完全一样。看上去很显然：这类性格的人有一个矛盾——对自己的高度关切与对他人的缺乏关切。这难道不是一个证明：即对他人的关切与对自己的关切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有在自私和自爱是一回事的时候这一论断才能成立。但是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以上这许多错误结论恰恰是从这一假设推导出来的；这个假设是谬论。自私与自爱远远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它们恰恰相反。

　　自私是一种贪婪。德语Selbstsucht（意为“对自己上了瘾”）充分表达了自私的这一特征。如同所有的贪婪一样，自私包含着一种不稳定性，作为其永远达不到真正满足的结果。贪婪是一个无底洞，让人在无尽的满足自己的努力中精疲力尽却又永远得不到满足。这样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关键点，仔细观察表明：虽然自私的人总是对自己过于关切，他永远得不到满足，总是处于不安的状态中，总是被恐惧驱赶，担心自己没有得到足够多的东西、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东西、或担心自己被人夺走了什么东西。对于那些可能比自己得到更多东西的人，自私者满心妒嫉。更加仔细的观察，特别是对下意识的心理动态的观察，会告诉我们：这类人基本上不喜欢自己，深深地厌恶自己。那表面上看来矛盾的谜团其实很容易解释。自私的根源恰恰在于对自己缺乏爱意。不喜欢自己、不接受自己的人总是处在恒久的、关切自己的焦虑之中。他缺乏内在的安全感；人只有在真正喜爱和肯定自我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内在的安全感。由于自私者的自我从根本上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他必须担忧自己，必须贪婪地为自己获取一切东西。这一逻辑也适用于所谓的自恋者，虽然自恋者更多的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崇拜自己。在表面上看，自恋者非常爱自己，实际上恰恰相反。就像自私一样，他们的自恋是对于根本上缺乏自爱的一种过度的补偿。弗洛伊德认为：自恋者把自己对他人的爱收回来并转向自己。他这一看法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第二部分却是错误的。自恋者既不爱他人也不爱自己。

　　如果把这一心理机制与某人对于他人的过分关切（或过分保护）作比较的话，理解起来会容易些。不论是一个管的太宽的母亲还是忧心忡忡的丈夫，足够深入的观察总是指向一个事实：虽然在意识层次上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喜爱孩子或配偶，而事实上，对于他们关切的对象而言，他们在内心深处存有一种被压抑了的敌意。他们过分关切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要补偿对关切对象的缺乏爱意，还要补偿对关切对象的实际上的敌意。

　　自私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自我牺牲是不是极端无私的一种表现呢？并且，在另一方面，爱自己的人能否做出终极的牺牲呢？答案完全取决于这里的牺牲意味着什么。有一种牺牲，在过去几年中被法西斯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了的：人应该把自己献给他之外的某个高于他自己、比他自己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领袖、种族。单独而言，个人是渺小的；个人要找到人生的目标，只有为了更高的权力而否定自我。这样看来，为了某个高于自己的人或事而牺牲本身是人能够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这种牺牲和自爱存在尖锐的冲突，假如自爱和爱人意味着根本的肯定和尊敬的话。但是还有一种牺牲：为了保存某个自己坚信的理念，或者为了某个自己爱的人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这种牺牲可以是自我肯定的极端形式的表达。当然，它不是对个体物理存在的肯定，而是对他全部人格的核心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牺牲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和肯定自我而付出的代价。后一种情况下，牺牲源于自我肯定；而在或许可以称之为受虐型牺牲的情况下，牺牲源于自爱和自尊的阙如，本质上是虚无的。

　　自私的问题对于心理治疗有特别的相关性。神经症患者往往是自私的：或者他与他人的关系不通畅，或者他对自己过分关切。患神经症意味着个体没能整合出一个强壮的自我，因此自私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正常并不意味着具有了强壮的自我。对于大多数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个人来说，正常意味着他们在早年就失去了自我，代之以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社会性自我。正常人之所以没有神经性冲突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消失了，以及由此造成的他们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差别消失了。神经症病人往往特别的无私、缺乏主见、要实现自己目标时困难重重。造成这种无私的原因本质上和造成自私的原因相同。他实际上总是缺乏自爱。 要恢复健康，他需要自爱。假如神经病人恢复健康了，并不意味着他遵从了社会性自我；而是他成功地实现了他从未完全失去的、用神经病症挣扎着要保存的那个自我。因此，把文化模式合理化、把自爱等同于自私从而否定自爱的理论，比如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在心理治疗上只会有毁灭性效果。这样的理论增强了对自爱的禁忌。其对于心理治疗的效果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算是积极的：如果治疗的目的不是帮助个体成为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自然且有创造力（通常被用来形容艺术家的品质）的自己，而是帮助他放弃自我、平静地遵从文化模式且不发出神经症的噪音的话。

　　当今时代，把个人变成一个无助的原子的倾向越来越强大。专制体制倾向于把个体还原为掌控者手中没有意志、没有情感的工具；他们通过恐惧、嘲讽、国家权力、大规模示威、激烈的演说以及一切心理暗示手段来摧毁个体的自我。最后，当他觉得自己太脆弱而不能独自站立的时候，他们给予他参与到更伟大的整体的力量和光荣中来，给了他满足，虽然他是这个整体的无力的那部分。专制体制宣传的时候声称：民主国家的个人是自私的，他们应该学会无私和关心社会。这是个谎言。纳粹主义用最残忍的官僚首脑和政府的自私取代了普通人的自私。诉诸无私是使普通人更加容易屈服、更加容易放弃的一种武器。

　　对民主社会的批评不该是：人们太自私。话说的没错但是这是后果。民主社会尚未做成的一件事是：使人自爱。也就是说，使人动用自己的智力、情感和感官的潜能对自己有一种深度的肯定。从新教清教徒那儿继承下来的自我否定、个人服从生产和利润的要求的必要性，已经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准备好了条件。臣服的意愿、被战争场面和自我牺牲吸引过来的变态的勇敢，只有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被军歌和向元首致敬的吼叫中窒息了的绝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停止爱自己的人已经准备好去死和去杀人。我们的文化的问题不在于太多的自私而在于没有自爱，如果不是要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话。社会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帮助个人实现自由，不仅在官方意义上，而且在他的智力的、情感的和感官的品质上坚持完整的人格。这种自由不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统治，比如良知战胜天性，或超我战胜本我，而是完整人格的整合以及这一整合出来的人格的一切潜能的真实表达。